从武当山下来的DJ“现在大家都富了Hiphop死了”

时间:2019-05-30 18:08   编辑:本站

从武当山下来的DJ“现在大家都富了Hiphop死了”

  一推开门,迎面一座供着的神龛。赵淼的工作室隔出内外两间,外间是学生练习的地方。内间围了一圈音箱、宽屏幕、唱机、混音台之类的设备。设备后面的墙上挂着黑色的八卦挂布。房间的一头挂一面黑金道旗,另一头供着菩萨,三尊金灿灿的神像列于架上,桌下一面金黄布巾,写着“道法自然”。作为一个DJ,赵淼的手机里没有音乐,只有道教经韵视频。

  他今年27岁,刚满22法定结婚年龄那天就和女朋友领了证,成家让他感到安稳。这层工作室二楼就是他的家。在家里,他像个客人,永远找不到东西搁哪儿,找双袜子都要问媳妇。一层则是他打造的专属空间,他整天整天呆在这里,练习搓盘,教学生,看电影,读道家书籍,练习视频剪辑,学习其他感兴趣的东西。他习惯重复,电影反复看,听歌循环上万遍,711同一份菜可以连吃一个月。赵淼极其节俭,他最不能接受的事是打车,那是极度浪费。不过,除了旅游,他也几乎不出门,如果朋友约饭,不在家附近他一概拒绝。他对生活没有要求,每年所有收入反投于设备更新,一年十几万的投资。

  两天前,他在路上捡到一块钱硬币,高兴了整整一天,晚上和媳妇炫耀,“你摸摸兜里有什么?”媳妇不以为然,他则认为这预示着好运。果然,第二天就来了个新学生。

  赵淼说线岁开始学习搓盘至今的经历。聊天的背景音乐是外间学生播放的强节奏Hiphop。偶尔,一首歌到下一首歌的间歇,当家里的两条大狗也暂停躁动时,能听到屋里萦绕着轻轻的,连绵的经韵。

  我小学看NBA和街球视频,中场音乐是说唱,又看到百事音乐风云榜介绍Eminem,于是萌发了对Hiphop文化的兴趣。那会儿Youtube还没封呢,我经常上网搜视频。后来跟家里人去买盗版DVD,我挑了一些说唱演出现场回来看。一看到台上的DJ搓盘,我就受不了了,觉得我一定得玩这个。

  我家以前住在东直门附近,离外交公寓很近。我初中转学到望京的国际学校,学校里有好多老外,放学后经常骑摩托车带我,我常跟老黑一块儿打篮球。球场是铁丝网圈起来的,门口停一辆九十年代的车,车窗摇下来,放Hiphop音乐,有时有人带非洲鼓,一群男男女女坐一块儿玩。场上的人进了好球,全场人都停下来跳舞欢庆。他们打架也特逗,一边一拨兄弟,找一个岁数或块头大点儿的中间人,一大帮人到电梯跟前,中间人扶着电梯门不让关上,两边人在电梯里打架,打得鼻青脸肿恨不得弄死对方了,中间人就一脚给扽开,叫停。但是过两三天,大家又称兄道弟一块儿玩了。

  我那时也穿大衣服,听Hiphop,跟他们一起玩儿,觉得那种生活特别真实,快乐。

  我刚提出要学DJ时才上初中,家里不同意,但我这个人特别能攒钱,每天三块五块的零花钱和过年一两百的红包我全攒下来。大概攒了一年,我在网上找到一个住我家楼后边的DJ老师。他也就二十多岁,每天身上都是一股浓郁的香水味。他让我从迪厅放歌的CD机学起,再学唱机,其实就想挣我两份钱。我交了3500块学费,开始跟他学。同时学的还有一个二十七八岁年纪大点的,经常跟老师混在一起。老师看我一小孩,教的时候很糊弄,每次我练一下,他就让另一个人上。我寒假学了一个月,连头鼓都听不出来,几乎什么都没学会。

  但因为见到真唱机了,我心里的火苗更旺了。我想买套机器,唱机加混音台需要一万五左右。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卖家,报价比别家便宜了几百块,他允许我先付百分之十,付款送货,剩下的钱之后再交。那时我攒了点压岁钱,合计着先斩后奏,东西来了,再求家里把剩下的钱付了。我还让一个19岁比我有经验的哥哥陪我一块儿去买,到那儿交了钱,让卖家给我写了一张条。可不想还是被骗了,东西没来,再去找他,人去楼空。

  我特别不甘心,就想要机器。那时我快初三了,求家里不同意,我就每次考试都交白卷,跟他们说,你给我买了我肯定好好考试。他们只好给我买了一套。中考我考上了区重点,家里挺满意。我就说,暑假没事干,你们得让我学一次唱机啊。唱机销售点在老女人街二层,正好有教学班,老师是个脏辫儿,我爸就给我交了5300的学费。

  那会儿我天天泡在女人街二层,那个老师还卖车载CD,我从他开店就去,晚上关门才回,后来都给他盯店了。我收唱片和CD,每次淘到好的就得赶紧卖,否则下礼拜就没了。唱片贵的八十上百,便宜的二三十。我也是跟家里耍赖,让他们每天给我二十块钱,我攒够了,每礼拜去付上礼拜欠的钱。后来那儿的商户都认识我,喊我“校服”。

  我在网上看得多了,发现脏辫儿老师教我的好多手法都不对。一家商户的人就跟我说,他认识中国最早一批老DJ。正好我家养的哈士奇下崽,我送了一只给店员,求他帮我引荐,也给了那个DJ老师一只。老师说,要交一万块学费,我说我真付不起,我只有三千,加上这只狗,您看能给我上多少课就上多少吧。

  这老师特别没谱。有时候他让我五点来上课,我到他家敲门,没人,打电话没人接,我就在门口楼梯等着,两三小时后等来信息:“我刚没看见,今天有点事你先回吧。”我比其他学生都小嘛,大人对小孩都觉得无所谓,随便打发。上课是一对多,一人也就五到十分钟练习时间。我心里把这事看得太重要,甚至太崇高了,所以每次轮到我都特别紧张,一身汗,全身僵硬,怎么弄都不对。于是我总得不到老师的鼓励。我又战战兢兢的,有问题也不敢问。

  有一次欢乐谷办Hiphop活动,老师接了活,喊我们去帮忙搬东西打杂。那天我都快累晕了,一整天不管饭也不管水,景区里一瓶水十块钱,我买不起。夜里很晚快闭园了,老师才说,你们回吧,饿了买个饭,到时候给我发票报销。我一听特别开心,终于有人报销了,平时我想吃麦当劳套餐从来舍不得买,那天我吃了两个。后来,他再也没提过发票的事,我每次去都揣着那张发票,也不敢提,直到把发票揣烂了,才给扔了。

  我自从学DJ开始,变得极其节约,什么都舍不得买。我从来不在外面吃饭,即使十几块的小吃我也不吃,家里什么都有,这钱不值得花。在学校期间从没买过一次水或者零食。中午打篮球,我看一块儿打球的同学咕嘟咕嘟喝冷饮,特别爽。我就到厕所开水龙头,自来水不能喝,只能漱漱口吐了。

  在别人眼里,钱就是数。在我脑子里,钱全是和唱片划等号的,十块钱大概就是一张盘的一瓣儿。我的钱全部省下来投在这上面。我们家又不是山区贫困家庭,但就因为这个,我把自己变得像个特别贫穷的人。有时候关系好的朋友买干脆面,说分你点儿。我双手捧着,他往里倒,我就这么捧着吃。其实心里感觉极其艰苦,压抑。

  后来我有了一些演出的机会,在学校有点小明星的样子。我记得特清楚,晚自习时,我跟老师说,我有演出得先走了,全班同学还给我鼓掌呢。放了学他们一起去看我演出。

  那时候我听说唱,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北京一个挺有名的说唱歌手,让我跟着一块儿演出。我特开心,搬一套巨沉的机器打车去他家排练。但演过一次以后很不舒服。那场我还帮他叫来一个玩Bbox的哥们儿,一块儿给他暖场。结果演完给我们俩一共只结了100块钱,感觉像骗小孩打发要饭的。也有同学朋友非拉我给我特不喜欢的Hiphop组合做DJ。那时候小,不会说“不”。

  给说唱歌手当DJ其实就是在台上划拉两下盘。美国很多DJ和说唱歌手合作,是在歌曲的前期和后期都参与制作的,是制作人的身份。在我们这儿,绝大部分Hiphop DJ的工作其实就是放伴奏。我们行业里有一特别好玩的称呼,叫“开关师傅”。有时候我在台上给他们搓两下盘,MC还嫌烦呢,觉得听不清伴奏。

  有演出是很有成就感的,觉得自己特别牛逼,巨膨胀。但之后冷静下来,其实自我认知更清晰了,更知道自己要什么了,觉得这么下去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
  高一作业特别多,我根本不想写,就想练DJ。我跟家里说写完作业才回来,放了学,就在学校打篮球拖会儿,回来就练搓盘,练到十一二点。那一年学习成绩特别不好,会考之后,我就深刻地想了一下,我这年级中下的成绩,考大学也好不了,我家里还要负担这么多年大学学费,不如下决心学好DJ。我跟家里提出不读高中转职高,他们当然不同意。那时候没人看得起我,没人把DJ当个正事儿,也没人相信我做这个能成功。我拼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,跟他们耗,最后他们也只能接受。

  我到职高选了音响调音专业。本来我玩DJ,接线、设备之类的东西就懂得挺多,学习成绩也是班里最好的,专业课主任和校长跟我聊,说学校建了个录音棚,让我去打理,允许我把设备搬过来,也不用上课,在录音棚里呆着就可以了。我最幸福的日子就来了。每天跟老干部似的,弄杯茶水,背个军挎,穿个老头鞋,到学校跟班主任打声招呼就去录音棚练。

  2010年我参加广州办的全国DJ比赛,得了第二名,奖金四千块钱。夏天参加DMC,一下得了中国赛区第三名。之后又参加一些区域比赛,也是很好的名次。这些成绩对我改变挺大的,信心一下提升了。那时我虽然不能说是国内最棒的DJ,但已经是第一流的水平了。

  那年我十九岁,从学校毕业。因为我在录音棚帮了学校好多忙,校领导就提供了几个最好的工作机会供我选择,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调音师,二是外交部调音师,三是国家大剧院调音师。我正是勇气十足的时候,连想都没想一秒就拒绝了。我说,您把机会留给其他同学吧,我不想上班。

  其实我当时根本没认真想过,做DJ要怎么养活自己。原来跟我一起学DJ那些大点儿的人,后来都做了夜店DJ。我高中第一次去夜店,就觉得这地方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。

  但我刚二十出头的时候也去夜店上班了,我在宁波、武汉、深圳的夜店都干过。2011年拿过那些比赛名次后,我去找大的夜店连锁企业谈,他们给我的待遇都特别好。我不倒班,只上晚上9点半到11点的早班,一周可以休息两天,一个月挣一万两千块钱,比其他同事好太多了。但也因此到哪儿都受排挤。总监也总是刁难我。我想放点好歌,只要稍微不那么流行,都会被扣钱。所以干得也挺不开心。最后还是回了北京。

  2010年我父亲去世,之后我就老觉得生无可恋,没有以前的冲劲儿了。从外地夜店回到北京后,我开始教DJ,工作不算忙,收入也还行,生活没什么难度,不好不坏地过着。

  到了2012年,有一天,我突然不想这么过日子了。我看到那些唱机设备就烦,就像曾经的爱人结婚后变成敌人,互看不爽,她脱光了你都不想碰。我感觉我对DJ这事提不起任何兴趣。于是我把房子租出去,上武当山呆了一年。

  之前我去武当山旅游过一次。那次,我买了帐篷、军包、水壶、睡袋、充气床垫,背着一大包行军用品,一步一步爬上山。有一天晚上下毛毛雨,雨水渗进睡袋里,我整个人睡在水里。早上起来看到山间云海,特别美。我在山上遇到一个道士,是个嘻嘻哈哈的老头,穿道服,盘头。他跟我表演搬腿,一抬腿就搬到耳朵边。他说,我看你挺有缘分,要不要给你介绍个师父。我说不了不了。

  第二次上武当山,我在山脚下老营镇的一间道家传统武术馆报了一年的太极拳班。我发了两三千块钱快递,把机器设备都运了过去。一个人在一栋六层的旧板楼里租了一套三居室,租金一年三千五。我在客厅搭了个帐篷,每天睡在帐篷里。那三间卧室我连进都没进去过。

  刚到安顿好之后,我又爬了一趟山,又遇到之前那个老道士。他说,你来啦,我还记得你,上次我跟你说的拜师的事儿,考虑得怎么样了?我当时真想了想,要不要就这么出家,后来想到我妈,犹豫了一会儿,还是算了。

  学校大门进来有正院和后院,再后面是一栋长条形的四层高宿舍楼。在武馆学长期班的,一般是以后打算靠道家武术谋生的中国小孩,真正的习武之人。他们练得太苦了,每天拿藤条“啪啪啪”抽自己,身子倍儿硬朗。我虽然报长期班,但那个我真练不了。我总是跟着一个月左右的短期班练。短期班多数是外国人,什么年纪什么身份的都有。

  我们每天五点半做早课,练太乙五行拳,做很慢的动作,感知天地灵气。休息一小时后,到玉虚宫上大课,四五十人,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打,上午是拳,下午是脚。大课之后有一批教练讲课,可以跟着学点别的拳法,也可以打坐或者听经韵课。

  我是那边一家兰州拉面馆的常客。我总是点一份炒饭,加特多香菜,八块钱,量特大,能盛出两碗。饭后去买一点水果。我专门去银行换了一堆五块钱的钞票,一天预算三十块钱,每天只能拿六张。一周下来如果有结余,我就叫个鸡,买几瓶金龙泉啤酒,找老外一块儿喝点。老外抱着一瓶啤酒能喝一晚上。他们有的是来玩的,有的致力于把道家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,有的人一年就上两三个月班,靠这点工资到处跑,生活一整年。

  Brian是爱尔兰人,我有一回跟他随口开玩笑说,你教我英语,我教你中文。没想到他晚上真的不知从哪儿问到我住的地方,带着本子和笔来敲门,之后持续来交流语言,直到他回国。弹贝斯的大牛,知道我这儿有音箱,经常带着琴和效果器来玩。还有个Jeff,三十二岁,已经在武当呆了三四年,是那里唯一能说中文的老外,但一口湖北味儿。他有时跟我聊哲学。

  Jeff说,他十岁左右,父母送了他一台唱机和混音台当圣诞礼物。我跟老外聊发现,在很多国家,DJ就是一个很正常很普遍的兴趣。父母送个DJ设备当礼物就跟送把吉他一样。大家聊起来,你也是DJ,他也是DJ,都不是专业的,就当兴趣爱好玩儿。

  那年万圣节,我还撺掇老外一起办了一个Party。那天我把设备搬过来,大家接上卡拉OK,一边唱歌一边会餐。吃完我就开始放Dubstep。老外还特别认真地准备了节目,比如穿黑衣服在黑暗中移动,都是“超级变变变”里面那种特别逗的节目。直到被人举报扰民,我才把音乐关了。之后大家又喝了很多酒。

  我在武当山耳濡目染,一年后回到北京,发现道家的氛围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。我开始主动开始看书,学习,一点点了解。道教其实是非常世俗的。一说起道士就想起捉鬼、算命、仙术,那都是刻板印象。其实道教就是希望你圆满,是很善良、入世的,让你有所为有所不为,别过分,差不多就得了。

  我没有做道士。出家成为道士要经过正式的冠巾仪式,需要持戒,我觉得我做不到。不过,道教不能吃牛肉。我原来最喜欢牛肉,但信道六年来,我一口都没吃过。和媳妇去吃烤肉,我也会等她吃完,换了篦子和夹子,我才开始吃。这算我内心对这个信仰的一个展示吧。

  以前我是个挺清秀的人。这几年,满脸胡子冒出来了。额头正中这儿隐隐长出一个圆形的小印子,此外还慢慢生出三道横纹,有点像甲骨文的“水”字。人都说相由心生,我在外貌上真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

  我回北京后,老去参加法会,好多道士想收我当徒弟,我都拒绝了——缘分不到位。除了在武当山的武馆拜的师父,我没有别的师父。那个师父的缘分也不在于他教给我道家武术,而在于,正是因为拜他为师学习太极拳,我才在那儿留了下来,感受了一年那儿的氛围,随后才会主动去了解。

  道家要求,到一定岁数才可以收徒弟。那年我正好赶上师父第一次收徒,许多以前的学生也回来拜师,现场有二三百人。我们几个人站一排,向师父行道教拜师礼,师父一一赐名,我的名字是赵资畅。然后徒弟给师父递个红包,师父给你个信物,一把剑或是其他东西。拜师仪式就结束了。

  职高那段时间,我老在音像店买店主翻录的外国资料,一般标价三十到五十。有一回他跟推荐一套一千五的正版教学盘。我咬咬牙买了。这是日本DJ MIYAJIMA aka DJ 宫岛的教学盘。宫岛是顶级搓盘大师,玩搓盘的DJ都知道他。我一看就惊了。他颠覆了我以往几乎所有认知。此前,我花了好多钱找了那么多老师,投入了精力和感情,最后总受到打击,破灭希望,自信心很低,感觉自己挺悲剧的。网络如何挣钱但教学盘里的宫岛,有最顶尖的技术,而且不会嫌你烦,只要电脑有电,他永远在教你。又很多年,我一直靠这套盘练习,它就是我的希望。

  我一直在心底把宫岛当做我真正的老师。我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,有一天一定要和他结识。

  我试了好多办法联系他。宫岛不太用社交媒体,从来不看Instagram上的回复,我给他留了好多言,都没回音。下山回到北京后,我继续教学的同时,做日本DJ设备的代理。我也拜托日本合作伙伴帮我联系。直到有一回,他在Youtube直播,我疯狂留言,他的一个学生看见了,在LINE上和我加了好友,我才好不容易联系上宫岛,我问他能不能去拜访,他答应了。

  2017年,我第一次见到宫岛,特别激动,连特意带的语言翻译机都忘了拿出来用。那趟我给他带了一套道服,他立刻就穿上了。他的教学场地在一栋建筑物的四层,我们一边上楼一边交流,整个爬楼梯的过程我都觉得很像做梦。

  他问我想看他现场作品吗,我当然想了。他就说,“DMC时间是六分钟对吧”,接着把计时器调成六分钟,开始搓碟的同时摁下开关。当他最后以标志性动作结束时,计时器分秒不差地响起。真难想象一个人要经过多少次练习,才可以把六分钟现场表演控制得如此精准。我既惊喜,又忍不住想起,我们中国的同行,从来没有这么严谨的态度。

  宫岛教学有一整套方法和体系。他们的教学现场和我们这儿特别不同,虽然都喜欢Hiphop文化,但他们的课堂完全没有那种美式放松的感觉。轮流练习时,轮空的人,没一个聊天,都在各自默默想动作技术,还有人自己在那儿搓地毯。

  这趟见面之后我又去了两三次日本,就住在他家。他给我开了几次小灶,没有一次收钱。但比起跟他学习技术,更让我感动的是,他让我觉得很亲切。曾经一个信仰似的偶像,现在和我变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,想想都觉得奇妙。宫岛就是那种挺开朗的老好人,和他在一起时,我们中文、日文、英文夹杂着瞎聊,一起喝酒,逛街,陪他儿子去公园玩。

  我在日本的设备店,看到来店里的客人,有穿得乱七八糟的音乐人,有穿着西服的白领,也有穿着校服的学生,什么人都有。

  2010年参加DJ比赛前,我就收了第一个学生,是网上认识的网友。那时我每周一对一给他上三次课,每次课三个小时,一个月只收800块钱。后来他去做婚庆,我结婚时,他还来给我当司仪。

  到现在,我已经教过大几十个学生了。我把日本那套很先进的技术和教学方式尽可能用于我的教学。过去三年,我每年都教出了一个地区比赛前三名的学生,他们学习的时间都只有一年,甚至不到。这让我心里感到满足。我不藏着掖着,把我的经验尽可能教给你。我不喜欢那种,你教一小时钱,我上一小时课就结束的教学。我希望我的学生愿意在这儿泡着,很多人一起练习,互相促进。你感受这种气氛,喜欢这个文化,会更努力,进步更快。

  但很多学生对DJ的态度跟我完全不一样,他们目的性很强,并不是真正喜欢这个文化。我教的学生大部分是二十上下的小孩,很多人希望以此为谋生手段。有些人想参加DMC,但说实话,比赛成绩也只是做商业DJ时谈价钱的筹码。

  我跟每一个找来的学生都说,真的喜欢你就学,我不保证你之后一定能从事这个行业。为此,我拒绝了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客户。有人专门坐飞机来北京找我,说他就是为了去夜店挣钱。我跟他聊完还是劝他回去了。学了技术去上班没问题,但说实话,如果抱着这个目的来学,还不如去做早点摊卖鸡蛋灌饼,学习成本更低,回本也更快。学DJ难度很大,入门门槛很高,花很长时间才能练熟一个手法。你至少得练熟十个手法,能组到一起,才能搓出能听的东西,否则出来的就是噪音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份耐心。更何况,成为职业DJ还关乎形象、社交能力、机会,以及寻找机会的过程中养活自己的能力。成为职业DJ是很难的。

  国内到现在对DJ都没有形成很完整的认知。DJ是Disc Jockey唱片骑士的意思,只要控制唱机的人都叫DJ。这里面有电台DJ,有夜店放歌的商业DJ,有做电子音乐的DJ,有活动DJ,现在直播火了,也产生了在直播里表演的DJ。我们这种Hiphop DJ玩搓盘(Scratch),传承于搓盘主义,是把黑胶唱机和唱片变成一种乐器,在原来音乐的基础上做二次或三次现场创作。

  DJ这个行业起源发展于Hiphop。但在国内,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学DJ的人,是从夜店接触到这个行业的,他们觉得这很酷,能泡妞,能赚钱。所以中国DJ行业发展起来的过程,跟美国起源时的状况完全不一样。原来在国内,除非某家夜店老板说得通,愿意放Hiphop,这个东西才会引入进来。

  这两年因为电子和Hiphop火了,大众对DJ的认知度一下升到了波峰。但这其实也是最浮躁的时候,本来从业者水平就不高,很多人跟风参与进来,平均水平就掉到了波谷。但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,慢慢会筛掉一些人,从业者的水平也会往上提升,这个趋势肯定会好转的。

  不过,我从武当山上下来之后,就没那么喜欢Hiphop了。现在的Hiphop,每一个分支都已经一变再变,不是刚开始的样子了。过去的说唱歌词,讲述的是真实人生,讲我需要钱,我和哥们儿一起干的事儿,讲地域生活和冲突。现在大家都富裕了,那种生活就死了。Nas很早就说:“Hiphop is dead。”

  在我心里,我也觉得Hiphop死了。我想起以前的生活,有种姜文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那种画面呈现的感觉。我想起以前跟老黑打篮球,放学去愚公移山看Section6,赶在9点前不收门票时进场,挤到最前面,衣服湿透,嗓子都喊哑了。那时特别享受那个氛围。以前我也总维护这些东西,现在我只是祭奠它。

  我现在的兴趣很多,不仅做DJ,也玩VJ,对世界音乐也有兴趣,同时也学习手碟和古琴。我从山上下来后再也没有演出过。未来,等我准备得成熟了,我希望做一场融合了所有这些元素的,我自己的演出。

  中国的DJ行业里,大家相互瞧不起,交流切磋很少。我很希望能做一个新的工作室,有吧台、休息区,学生来学习的时候,练几个小时,可以喝杯酒歇会儿,听听歌,彼此交流一下。那会是有点俱乐部性质的场地。我希望北京地区的DJ可以常常在这儿聚会,一起搓盘,一起玩,分享交流经验。但这都需要有很成熟的商业计划去拉资金。谁愿意把这么多钱投在一个娱乐性这么强,而且不一定能赚钱的行业里啊,想想还是特别难。

  猜您喜欢的文章